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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已毕业5年的王苏属于后者。从高中起，她就一直对中文专业抱有浓厚的兴趣，大学却被调剂到社会学。当时王苏所在的学校，对学生转专业的要求很严苛。想要转专业，学生大一期间的成绩须排在前两名，而后参加目标专业的笔试和面试，通过后才能转换成功。王苏排名第四，自然没有获得转专业资格。“如果转专业没有门槛该有多好！”她时常想。

来自中国海洋大学的徐佳颖，入学仅一年就转了两次专业。起初她的专业是德语，但徐佳颖不感兴趣，一节课没上就转去了法语，觉得这和自己“自由”的性格更相配。而后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她偶然接触到电影，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。编导曾经是徐佳颖的梦想，可惜当时未能如愿，这次接触让她的“电影梦”重新被点燃，又一次开启转专业之旅。

对于在上海就读的大二学生张林来说，转专业门槛的降低为自己提供了进入热门高分专业学习的机会。填报志愿时，他的目标意向本是自动化专业，但专业录取分数较高，以张林的成绩被录取的可能性较低。保险起见，他填报了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，“这是当时学校新开的专业，分数线较低”。在学校放宽的转专业政策下，张林如愿转入自动化专业。

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副教授高艳看来，很多高校转专业门槛的降低港澳宝典COM，是利弊权衡之后的结果。“专业选择是学生的人生大事，以往的转专业政策有些死板，有些学生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又转不出去，就会没有学习动力港澳宝典COM，消极对待所学专业，这会产生很大的问题。”此外，由于转专业门槛的降低，有一些比较会利用政策的同学，选择先低分考入学校，再转入高分专业，“这可能涉及到公平问题”。

为了从食品科学与工程转到自动化，张林选择降了一级。然而学习后他觉得，两个专业的基础课区别不大，这时原专业的同学已经开始做科研，自己还停留在起步阶段，他很迷茫，“心理有一些落差”。而后，张林决定提前修读自动化专业的高年级课程港澳宝典COM，来看看“真正”的自动化专业到底什么样。在不断了解的过程中，他逐渐找回了信心。

范阳阳认为，“零门槛”转专业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对学生有一定的好处，但这同时意味着高校对老师的要求更高了。“大学生还没有步入社会，他们的很多决策偏向于自我感动。”她认为，这时老师有责任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职业规划。“如果一个学生专业转了3次或以上，我很怀疑，在转专业之前老师和学生之间是否存在沟通环节？和学生沟通的老师是不是需要负责？”

日益开放的转专业政策还会给高校、专业发展等各方面带来挑战。在高艳看来，如果学生真的可以随便转，有些专业就会被转没了，没人学了，而这些专业可能又是国家发展所必需的，这涉及到系统的调整。“高校决策者需要在学校自身发展和社会整体发展中寻求平衡，有些专业虽然现在是冷门，但是从社会整体发展角度又是必需的，冷门和热门也是动态变化的。”

“刚刚步入大学时，很多学生对于自己所学的专业并不了解，仅凭道听途说就觉得不喜欢，未来没有发展。”王苏认为，学生要给专业多一点时间，同时给自己一些时间。在认真学习的过程中，或许会发现，原以为无聊的专业其实非常有趣，本以为不适合自己的专业其实和未来的目标十分契合。在4年社会学的学习过程中，王苏逐渐感受到了专业的魅力。“社会学教会我看待世界的新视角与新方式，让我看到人与人，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。”

在北京工作的李冉，已有近20年HR的工作经验。在她看来，“零门槛”转专业意味着学校将责任下放，对学生自身的要求更高了。“有的学生没有目标，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看到别人学了自己就想学，最后很可能虽然接触了很多专业，却什么都学不好。”她建议，学生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，有较强的自控力，给自己制订严格的计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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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，在中宁县文化馆工作的李震宏参与文化下乡，抱着“让农民感觉一下”的心态，来到了大战场镇红宝村，与村党支部书记潘舂雨商量组织村民练习合唱。红宝村是一个移民村，20世纪80年代由西海固地区搬迁而来。目前，村中居住有汉族、回族、蒙古族等多民族群众。村民们养牛羊、种枸杞与黄花菜，生活逐渐富裕的同时，对精神生活也有了新的追求。

李震宏开始从发音、规范口型一步步教。他曾经请专业老师教发声，结果，面对“腔体”“打开”等高深词汇，农民们听得更糊涂了。后来，他意识到，教学还得从农民们熟悉的场景着手。合唱团团员们不知道用丹田发声，他就指着肚子“讲解”：这就是你们的嘴，声音要从这里发出来；声音位置不对，他就让团员们揣摩婴儿声音、学猫叫；团员们高音上不去，李震宏就让他们体会如何高声喊远处的人……一段时间后，合唱团里的歌声终于“正常”了起来。

“吃了五谷儿想六谷儿”是宁夏民间的一句方言，“五谷儿”代表物质生活，“六谷儿”是精神追求。今年5月，以合唱团成员为原型、由李震宏和80多名合唱团团员出演的电影《六谷儿》上映，王小萍看完后感动得哭了两个小时，“电影里面讲的好多都是我自己的真实故事”。她也没想到，当农民还能演电影，演的还是自己的生活。